若不考虑其他因素仅就行军来看，翻越了大房山的救燕大军继续前行最该走的路线似乎是，照直下山到南窖，沿南窖沟、中窖沟向北出沟进入大石河谷，再沿大石河谷向东出山。如此行军，既不用翻山越岭，也走的都是大道。因为从南窖经沟口的红煤厂再向西北的大安山方向是古代一条重要交通要道的走向，另外处于大石河谷的红煤厂还有通往幽州的大道。对于已翻越了六道山岭、走了六天的救燕大军来说，走平坦的路，当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然而回望来路，救燕大军从来就没有把好走的路作为首选，而总是依照既不被敌人发现又能及时发现敌人的作战需要，选择与平原地区一山之隔的山中行进。按照这一行军定势，他们不大可能离开大房山的庇护进入大石河谷。那么他们是怎么走的呢？好在这一回用不着费心去求证了，古人已明白无误地告知了他们的行军路线：“循大房而东”。
“循大房而东”与“循孤山之北”具有同等价值，都是古人给出的带有地点、方位坐标极其难得的历史信息。如同破解了“循孤山之北”就能再现“收燕之路”起始阶段的大致走向一样，破解了“循大房而东”也就差不多能重建“收燕之路”的中段走向。
只不过，两者的破解方式大不相同。孤山对于今人来说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标，所以需要寻找；而大房山却是现今人所共知、不存疑义的地标，故不用寻找。但却要回答一个问题：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的大房山、大房岭与我们认为的大房山是否一样，它们在方位、走向上有无区别？于是，我们就不得不停下脚步，先来探索和回顾一下大房山演化的历史。
大房山最早称作大防山，因山有防御作用而名之。据考证，早在秦汉时期已有大防山、大防岭的称谓。而最确定的表述，以及对其方位、范围的描述出现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在此之后，隋唐的志书：《隋图经》、《新唐书·地理志》就都载有：良乡县有防山、大防山。
也就在唐代，大防山东首孔水洞的一方碑刻“大房山投龙壁记”上首次出现了大房山三个字。当然这是仅就现在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而言，也仅限于今北京地界的大房山，并不含有其他地方的大房山。
在随后的五代时期，大房、大房岭因“幽州之战”被屡屡提及。《辽史·地理志》作为志书也首次记述了大房山。金代更是把大房山奉为神灵，只因金朝的皇陵建在了大房山东麓。元代凭借大房山之名设立了房山县。明清两代各类地理志书也都采用大房山的提法。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大房山演化的轨迹：秦汉至唐，始以大防山称之；唐以后，大房山一名取而代之沿用至今。
但是此推断要想立住，仍有两个疑点需要排除：（一）《魏书·地理志》有大房山神的提法。此书与《水经注》几乎是同时期的，两相比较，我们更相信后者大防山的表述。据专家考证，《魏书》在宋初已残缺，现存版本是经后人补缺、校勘而成。在修订时采用了后世的表述是有可能的。倒就有确切记载的史实是，只有金代敬奉大房山神。我们还注意到，由当代学者精心打造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魏图）上没有采用《魏书·地理志》大房山的提法。
（二）在与辽金同时期的宋代各种地理志书，如《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均还用的是大防山的表述。这似乎可以解释为，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幽燕地区都几乎没有处于宋王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志书的编纂者并不实地了解幽燕地区地名上的变化，他们只能沿用前代的表述。同样，《北京历史地图集》（辽金图）也没有采用宋代地理志书大防山的提法。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大防山演变成大房山，只是置换了一个同音字？即只是字面上的变化还是有内容上的改变？毫无疑问，大防山与大房山同指一座山（脉），可防、房同音不同义，这一名称上的改变就不该是平白无故的。据我们考察、分析，至少有两方面的改变。
第一，范围上的扩大。大防山原有范围，可以从《水经注》中解读出来。《水经注》虽然是描述河流走向的，但通过它对大防山周边河流（溪流）的描述就能确定大防山的大致范围。
圣水“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圣水即现今的大石河，它自西向东流，出山后转为东南方向，转弯处就是大防岭的最东头、今天被称作口头村的地方。这与当今大房山的起点是一样的。
“圣水南流，┅┅有防水注之。”防水俗称羊头溪，因流经羊头阜（即羊头岗）而得名。防水即是今之丁家洼河，其源头在上店村北凤凰山南麓。凤凰山历史上也被称作云濛山，是大防岭主脉上的一座山峰。防水之名当与大防山有一定关联。我们推测，它的源头不是对着大防山主峰，也是距主峰最近，才以防水称之。而其他源于大防山麓的溪流尽管流量更大，流域更广也无此“殊荣”。
“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乐水即今周口店河，其源头在龙门口村西北。此地被说成是大防山南也就表明，大防山被界定在龙门口以北，不再有向南延伸的趋势。而实际上的大防山主脉经由龙门口西侧还在向南扩展，这一扩展包括在后来的大房山范围内。所以，同在龙门口北的金陵就被当朝和后世的人定位于“大房山（指主峰）东北”。如果大防山与大房山的范围走向一样的话，那么郦道元的表述就应是“水出大防山东”而不是“水出大防山南”。
圣水“又东与侠河合，水出良乡县西甘泉原东谷。”在《水经注》中侠河与大防山无关。侠河即今挟括河，它的源头一在黄山店沟一在圣水峪。两者都处于后来的大房山南。如若大防山与大房山同一，那郦道元也许会把侠河表述为“水出大防山南”。
不难看出，《水经注》所描述的大防山范围远比不上后来的大房山。它大致是以凤凰山为主峰，东起口头村西至多到中窖沟，长不过几十里的一条山脉，它只相当于后来大房山的东段。
从唐代大房山的碑刻、五代“循大房”、“踰大房”一类的表述、金元时期以茶楼顶为大房山主峰所透露的信息看，大房山的走向已不限于大防山的原有范围，而是沿主脉向南、向西大大延伸了。至少延伸到杨家大岭一带，长度达到百里之上。如果再加上特征变化的因素，那就还要再向西南延伸。
第二，特征上的改变。《水经注》虽然没有对大防山外观特征作描述，但它准确记述了大房山东首的石穴。“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穴中有水”。此穴后世称之为孔水洞，并成为佛教圣地。这段关于孔水洞的文字对于判定大防山的地理方位有决定性的意义，孔水洞也就成了大防山的标志和特征。
正因为在范围上大防山是大房山的一部分，故而后人在表征大房山时也就保留了大防山的特征，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征。“房山县内诸山，惟大房雄峻而秀，古碑云：「幽燕奥室」，或谓形如折俎，故名大房。”幽燕奥室指的是孔水洞，而形如折俎（音组）则是大房山所以为名的首要特征。这一特征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从中似乎可以窥见到大防山为大房山所取代的初始缘由。
俎为何物？俎是一种古代祭祀时用以载牲的礼器，有青铜制、木制及石制的，外形有点象当今茶几。上部是一个四边翘起的长方形台面，用于放置烹制好的、祭祀用的猪羊等物。下有四足，中间有隔板，四边有挡板。古人把台面与隔板之间形成的空间看做是“有似于堂房”。所以也称俎为房俎，“器之名房者唯俎耳”。由于只是俎的一半而不是俎的全部“有似于堂房”，故“大房半体之俎也”。半体之俎即是折俎，这就是“形如折俎，故名大房”的字面之意。
形如折俎的山会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山的上部应当既不尖也不圆而是长方的，山顶为一平面，四边为直直的峭壁，构成一个巨大的长立方体。至于山体是否中空，倒不重要。只要“形如”，外形象就可以了。
你还别说，外形如此奇特的山峰在大房山脉上还真有！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一堵墙山，亦即袁宏道诗中的棺材峰。山顶确是一个大平台，长约400米，宽有20—50米，四面的绝壁有40—70米高。尽管这个“俎”不够标准：北宽南窄，“放”的有些不平：北高南低，但整体上看近似于长立方体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还是个两头微翘的长立方体。
在整条大房山脉的诸峰当中，没有比一堵墙山更符合“形如折俎”的特征了。一堵墙山应当就是大房山之原型，大房山由它得名无疑。只不过是，大房山之名叫响以后，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它的原型，不再追究它的由来。倒就大房山本来就不是一座山峰，而是一整条山脉。人们理所当然更关注它的整体、它的主峰。所幸古人还是留下了有关大房山原型的只言片语，让我们得以发现大房山的“胎记”。
大房山演化的历史轨迹逐渐清晰起来。正是由于其范围扩展到上方山西部一带，正是由于位于其间的一堵墙山“形如折俎”的独特造型，人们便逐步用更能体现其全貌的大房山一名取代了大防山。
就连历史上古人对大房山方位的说法不一也透着大房山历史演化的痕迹：有说“良乡西北三十五里”，“县（房山县城）西北二十五里”，实际所指的是大防山的方位；有说“县西十五里”，实指大房山主峰的方位；还有说“县西南五十里”，实指大房山原型一堵墙山的方位。
大房山称谓的历史演化与古人对大房山认识上的深化是同步的。大防山时期的古人限于活动的范围以及眼界的狭小，还看不出大防山主脉的真正走向，以为大防山只是一条东西向的山岭。到大房山一名出现的时期，随着活动范围及眼界的扩大，人们逐渐看清了大房山主脉向西南方向的延伸，至少延伸到了一堵墙山所在的清风岭与造铜岭一带。再到二十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借助了现代地理学知识和先进的测量手段，人们才算真正弄清了整个大房山脉的走向：东起大石河出山口的口头村，向西南延伸到宝儿水北的土花岭，绵延二百多里。上方山、白云坨等等都不过是大房山的支脉。
搞清了大房山的历史演化，再来解读“循大房而东”就容易多了。既然大房山一名一经出现就意味着古人对大房山的认识由东段扩展到中段，那么毫无疑问，救燕大军所在的五代时期的人们也一定清楚大房山的走向，否则就不会有“踰大房”、“循大房”、“并大房”一类的表述了。其中“循大房而东”区区五个字不仅清晰地标示出救燕大军的行军路线，同时也准确勾勒出大房山自西南而来转而向东的走势。
大房山自杨家大岭向东延伸，到茶楼顶之拐点转向了东北方向并以一个巨大的弧线最终转向了东方，结束于大石河的出山口。而救燕大军从杨家大岭翻山后并没有远离大房山，他们沿着大房山内侧走出了一条与主脉平行的路线，也是先向东北再转向正东，同样是划了一个大大的弧线。“循大房”、“并大房”之字眼用在这里是再确切不过了。
选择“循大房而东”的路线是救燕大军将领们又一着妙棋。妙就妙在，走此山道要比走大道到大石河出山口近二十来里；而且紧靠大房山行军便于随时派人上山脊观察平原上的敌情，要知道大房山上任一制高点都可将房山平原尽收眼底。当然，“循大房而东”的路线也并非是古代军人的凭空构想。实际上，大房山西北麓的沟沟岔岔分布着北安、北窖、上英水、口儿、南车营（此为现名，当年的村名有待求证）等十来个村落，村与村之间有乡道相连，把这些乡道串联起来就是一条现成的“循大房而东”的通道。
好了，总算可以上路了，让我们来重走一遍“循大房而东”吧。从杨家大岭下行，一条运煤的土石路取代了原有的古道，路坎上偶尔还能看到古道的痕迹。走不多远，来到一个废村：南岭。整个村子只剩残墙断壁和几棵孤独的大槐树，村中穿过的古道却得以保留。出了村子，古道继续向东北方横切。又过一个废村：蒿子地，小道变成了大道，并转而向北下山的方向。
穿过一片废弃的矿区（原为南安）和一条水泥公路，便进入北安村。脚下又出现了用石块漫砌的古道。整个村子跨沟而居，故在水沟之上建有数座石桥。其中一座名为永荠桥，上有“紫气东来”之铭文，为光绪十八年重修。跨沟过桥、横穿村子，沿着古道就上了不太高的中窖梁。
上到梁头跨过一条新修的水泥路，沿古道下中窖沟。过沟上坡穿过又一片矿区，继续上行翻过北窖大岭，下岭进沟便是北窖村原址。好大一片废墟当中竟还保留了一处清代重建的古刹白衣庵遗址。正殿残存的壁画、高大的戏楼、完好的古钟和钟亭给人印象深刻，只是无人看管的现状令人担忧。
从古庙边上的小路翻上北岭（东北方向），下岭转而东行，岭皮上就有一村：西安。远看房舍依存，实已空无一人。从西安村下行走的都是水泥公路（其建在了古道之上），途中经过修饰一新、气势宏大的真武庙。那天路过时还见到一批韩国信徒来此朝拜。过了上英水村原址开始上行，到公路尽头处又是一个废村：查儿。村子不大，却有一段蹄窝深深的古道。穿过村子，古道平缓地伸向东面的大岭。
上到大岭，只见岭口已被施工机械开凿成巨大的倒梯形，一条水泥公路从山下盘旋而上，看样子这条公路是要与上英水的公路对接。由于修公路和建煤矿已将古道肢解，只能沿公路下岭。走不多远就是他窖村原址，这里正在重建据称是明代的九神庙。按照原古道延伸的方向前行，在一片矿区的边缘好不容易才找到隐藏在山林中的口儿村原址。穿过残墙断壁，古道复现。
沿古道翻过杨家岭，下岭进沟又一个废村：晒台。这里山高林密沟深却挺热闹，一个鱼塘加度假村正在兴建中。继续前行，古道在密实的草木中忽隐忽现。绕过东坡，一路横切，先后经过唐儿院废村、杏园村原址便抵达了“循大房而东”通道上的最后一道山岭：大花岭。顺着断断续续的道槽下岭，进入山窝窝里被绿树环抱的南车营。整个村子留存着那么多的石墙、石屋竟还十分整洁，从大房山麓一路走来如此古朴、宁静的小山村真是少见。村外则是另一个世界，4A级的石花洞景区车来车往、无比喧闹。
到了南车营，救燕大军就该与大房山说再见了。因为此地已临近大房山的尽头，再往前走就是大石河的出山口，大房山不再能为他们提供庇护了。此刻的救燕大军又面临着两种选择：是一直向东，从大石河出山口出山走上平原，还是向北越过大石河继续钻山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