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上方山的通道似乎最无悬念，因为有一条古书上多有提及的现成古道。这就是自圣水峪顺沟而出经上下中院、孤山口再从上方山南麓的余脉翻山而过进入黄山店沟的通道。明代文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对这条路的走向表述得最为清晰：“循九龙峪，度八达岭，┄┄（入）桃叶口。”

 

九龙峪即为今日孤山口村北宽阔的沟谷，因沟谷中分布着数条从主山脉延伸下来的余脉犹似游龙故称九龙峪。沿九龙峪而上翻过的山岭当地人称八寨子、八寨岭，刘侗写成八达岭不知是笔误还是听误。刘侗这小小的失误却迷糊了现代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帝京景物略》就把此八达岭注解为延庆的八达岭。好家伙，这一注可就把八寨岭位移了好几百里。

 

翻过八寨岭进入的桃叶口就是今日的黄山店。古之桃叶口一是因其地处狭长山谷，二是因其为关口。几个版本的《房山县志》都提到桃叶口有古代烽火台。可惜，一直没有寻找到烽火台的遗址，而古代关城更是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关城和烽火台的缺失并不能阻挡我们对桃叶口的好奇：它究竟是哪个朝代的关口？那就先来看看，桃叶口所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通道。桃叶口处于翻越大房山的南北通道以及通往百花山、灵山方向的西北通道的汇合处。通道自桃叶口向南出山就是孤山口，史书上但凡提到孤山口，都会有一句：“涿、易二州分路处”。那么古人从什么方向过来才要在孤山口分路去涿州或易州呢？从东北的京城及幽州去涿州或易州的人通常用不着到孤山口分路，在良乡一带分路就可以了；只有从西北的涿鹿、怀来以至更北的塞外草原过来的人才需要出山后在孤山口分路，或向东南经天开、北务、下胡良去涿州，或向西南经罗家峪、张坊去易州。

 

就连民国版的《房山县志》也有这样的说法：“关上城（指东关上）与桃叶口在大房山东西为圣水沟壑（指大石河谷）所必经之要路”。既然桃叶口同东关上、西关上一样把守的是一条连接涿鹿、怀来与河北平原地区的通道，那么桃叶口也就很有可能是与东关上、西关上同属一个时期的关口，即唐代或唐以前的关口。中国历史上真正需要防范北方少数民族侵扰的是那些汉人掌权的王朝，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如辽金元并无在中原的边缘地带设防的需要。而汉王朝又多以修筑长城来防范，既然修了长城且驻兵防守，按说就没必要在长城以内的交通要道上再建关堡了。唯有唐朝不修长城设藩镇，靠加强边防军来防范北方少数民族。在通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上设关把守这倒很像是唐代戍边的风格。

 

唐朝灭亡，进入了征战不断的五代，桃叶口有可能一度成为刘仁恭盘踞大安山时期的南关。五代初期，曾任唐朝幽州卢龙军节度使的刘仁恭自立门户，称霸幽燕。在幽州西南的大安山修筑宫馆，求仙、贪色、敛财、窖钱。为使准皇帝的享受得以长久，他在大安山四周布下重兵据险守之。东面的黑龙关把守着大安山馆的东大门，现遗址尚存。自红煤厂、南窖到孤山口一线是大安山馆的南通道，因而在桃叶口设防也就守住了大安山馆的南大门。

 

这当然只是刘仁恭的如意算盘。实际上，他苦心经营、重兵据守的大安山馆也就维持了十来年，被其子刘守光派兵一举攻破。刘守光比其父更想当皇帝，乾化元年（911）自封大燕皇帝。大燕皇帝注定短命，才过二年，周德威受晋王之命率兵攻克幽州，收复燕地，擒取刘仁恭父子。周德威也由此升任卢龙节度使。

 

历经千年的历史风云，如今我们已无缘再见桃叶口的原貌，无论它是唐代的，还是五代时期的。但是历史上却有人见到了，这就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他的一首小诗“葫芦棚下水平鞯，古戍遗屯记宛然。马市时来今几载，边烽堡里宿枯禅。”让我们得以知晓，在袁宏道所在的万历年间，桃叶口关堡的遗址犹存。

 

以袁宏道的诗句来印证桃叶口的遗迹这多少还是一个“悬案”。明明是“葫芦棚下”，何以见得指的就是桃叶口。现今在距黄山店十余里的半山上确有一村，名葫芦棚。诗中所指会不会就是那个葫芦棚。

 

袁宏道将此诗与其他两段小诗总名为“入红螺崄道中纪事”，他是在去红螺崄的路上有感而发写成的诗句。他还写了一篇游记“游红螺崄记”，文中头一句就是“从葫芦棚而上，┄┄。”

显然，袁之诗文中的葫芦棚一是在通往红螺崄的道上，二是距红螺崄不远。

 

红螺崄在明代差不多是和上方山齐名的京郊名胜，以其山险奇特、庙宇众多吸引京城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红螺崄位于黄山店村后的宝金山上，当年去红螺崄必经黄山店（桃叶口）。

刘侗的“循九龙峪，度八达岭，┄┄（入）桃叶口。”说的也是去红螺崄的路径。

 

现今葫芦棚所在位置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在去红螺崄的路上，它与红螺崄既不同山也不同沟，不用说当年的文人，就是当今善走野径的狗友也不会从这个葫芦棚去红螺崄的。再者说了，诗中的“葫芦棚下水平鞯（音建，意为马鞍下的垫子）”大概指的是一大块平地。现今的葫芦棚地处半山腰，所有的房子都建在山坡上，找一小块平地都很难，倒是黄山店村前村后有大片的平地。由此可以判定，袁宏道诗文所言并非今日的葫芦棚，它或是在桃叶口，或是在桃叶口附近的什么地方。这样一来，“古戍遗屯”与“边烽堡”就又回到了桃叶口。

 

尽管有如此理由，现今的葫芦棚人还是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他们以古人游记为据，宣称红螺崄并不在黄山店的宝金山，而是在葫芦棚所依的大房山南麓，还在他们那里找出了与红螺三崄对应的景致三险。葫芦棚人倒是够敢想的，但要把红螺崄挪个地，难度似乎大了点。宝金山上的红螺崄如今遗迹尚存，地貌依旧，古碑、古塔犹在，而且与古代游记的描述还相当的一致。

 

能够佐证桃叶口历史的除了袁宏道的诗句还有一块碑。黄山店村北、不出一里地，有一个村子叫黄元寺。寺已不存，留下一块明成化四年立的石碑，碑身完整、底座缺失。从“重修华严禅寺记”的碑文中可知，当年的寺名为华严禅寺，重修前已是“古刹”、“相传乃唐宋历元之遗跡”。标明其位于“都城之西百余里涿州房山县┄┄周口里黄山店”。既然黄山店一名当年已有，那么桃叶口就一定是明代以前的称谓了。至于桃叶口与华严禅寺何者在先我们难以知晓，但两者之间有某种依存关系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此外，黄山店周边还有些疑似的古代遗迹，有待考古人员去确证。黄山店西北的宝金山有一个叫“死人圈”的地方，据称曾是古代战场。与之相距不远的涞沥水村的清风岭上也有据说是古代军队宿营的“帐篷坑”。

 

桃叶口的历史表明，孤山口至桃叶口有一条通行了上千年的交通要道。不过，当年刘侗途经此道评价并不高，“牛羊径，非人径也”。不知是当时道路损毁严重还是文人的有意夸张。无论如何，这已是从圣水峪穿越上方山进入黄山店沟的最好通道了。史载：宋雍熙三年（986年），宋辽在拒马河大战，辽军被宋军追至孤山口向北败走。孤山口向北若非有一条可通骡马的大道，辽军也不会从这里逃走。要知道，此战与幽州之战相隔也就70年。

 

这条看似救燕大军最该走的通道却是他们最不能走的。何为？一言以蔽之，行军的隐蔽性全无。孤山口处于山区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它的东南方向既开阔又平缓，无遮无拦、一马平川。如果大队人马从九龙峪上八寨岭，那么离得很远就能被人看到。救燕大军的将领们一定十分清楚，在此行军一旦被契丹兵发现，他们的救燕行动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他们断然不会冒这个险的。

 

好在，还有三条道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是从圣水峪（或从上太湖直插）经北港（音桨）进沟，翻过山梁后出鸭子峪就进入黄山店沟。由于北港沟口为中院（即今上下中院）所在，而中院（其作为天开寺的下院因处于天开寺与上方山上院之间故称中院）至迟辽代已有，因而中院经北港沟到桃叶口（黄山店）的通道古已有之。如今古老的乡道在山上还保留着，只是多年少有人走，已被草木遮严。此道翻越垭口的高度（海拔400多米）与八寨岭差不多，而行军的隐蔽性却要好许多。

 

另一条更为隐蔽，只是不太适合行军。它是条从上方山腹地的寺庙群中穿行的路线。即从圣水峪进入上方山寺庙所在的龙虎峪，顺沟而上翻过南棺材山垭口出迎风峪便到了黄山店村口。此道当年该是僧侣们来往于上方山与桃叶口之间的一条捷径，只是中间有一段陡峭的“云梯”需攀链而上。救燕大军若选此道，步兵可行，骑兵和驮运粮草的骡马只能另择他途。

 

最隐蔽的行军路线是从圣水峪进后港（音桨）再翻上方山西麓，穿过月牙鞍垭口进入涞沥水沟，出沟已是黄山店村后。此道几乎都是在高山之巅和幽深峡谷中行进，故最为艰难，爬升也最大（月牙鞍海拔近800米）。只不过路程最短。与前几条路一样，这条路也是古道。还是那位袁宏道，在他的“入红螺崄道中纪事”中有另一段小诗：“山风吹晓作新岚，仙梦茫茫古石龛。欲识死生情切处，棺材峰上卓茆庵。”诗中的棺材峰、古石龛、卓茆庵，只有走在月牙鞍的这条山道上才能看的真切。由此可知，该道也早已有之。

 

救燕大军究竟走的是哪条道，真的让我们难以定夺。多半要视当时的敌情而定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走那条道，最终都要经由桃叶口进入黄山店沟。进到黄山店沟也就进入了“循大房”的通道。

 

黄山店沟是条南北向的大沟，沟顶对着大房山主峰。沟的西侧是大房山蜿蜒而来的主脉，而东侧是大房山的余脉。山高沟深，行军的隐蔽性极佳。同时又有了大房山主峰这个观察敌情的最好地点，救燕大军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一路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