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随如果的课题，有幸到易家大屋-洞阳水库-浏阳工业园出走，午饭过后途径洞阳水库前，匆匆与海浪等到隐真观一游：但见半山之巅，人烟稀少，拾级而上，香客无几，整个道观寂静昏暗，冷清凄惨，香火不旺，剩一道长，供奉的玉帝、关公、财神、药王等亦是无精打采，面目不清，真是感慨不已。
相传隐真观始建随朝（公元605年至617年间），距今1400余年（比长沙的岳麓书院还早近400年）。605年被隋炀帝敕封全国著名的道教法门圣地。617年恭帝杨侑游洞阳山后题诗曰：“依洞沐阳煦龙体，峦峰彼伏胜境仙”。唐玄宗时洞阳山被封为全国36洞天第24洞天。随后洞阳山成了先天正一派发源地，是江南最大的道教全真派活动场所。几经修建至唐代，观貌森严，当时是浏阳最大的“观”，全国21观之一。内有“玉皇、关公、观音”三圣五殿，另有道教传徒的“祖师堂”。并有信士居住用房几十间，该观高耸雄伟，雕刻精细，观堂古朴美观，隐若仙境。
前山门嵌“隐真观”三个大字，门联为“隐山有濯，真道无私”（岳麓书院门联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常有几十名道徒，敲鱼诵经，男女信士，求者诸多，游者也不少。观前、小洞两片邻，山清水秀，一年四季常闻“观”内钟声作息，早钟早起，晚钟而归，千多年来，在民间树立了道门权威，也形成了民、道和谐的村庄。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耀县）人孙思邈曾隐居修炼于此，专心立著。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是追求得道成仙、救济世人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现代世界也有着一定影响性。道教从汉魏两晋的创立、经唐宋的鼎盛、至南北朝时逐渐完善，至清以后衰落。道教因为教义的多样性，在民间得到全面的发展。
其实道教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出现了一股的“道教热”。导致了大量道教经典与道教研究的书刊的出现，而且在大陆各地及香港地区相继成立了若干道教研究机构，甚而在中国二十多所大学建立了宗教系。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宗教学的课程与研究。
文学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动画却能经常见到道教的影子和人物：
《封神榜》、《西游记》、《天龙八部》。。。。。。
全真派、华山派、武当派、十八层地狱、奈何桥。。。。。。
元始天尊、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即道教祖师老子--李耽)、二十八星宿、文曲星、天蓬元帅、张天师、八仙。。。。。。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许多地方道观与神庙已不复存在，道教庆典与仪式也难得一见。
如果我们将这种状况与一百年前的中国相比，其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清末的北京城有六十多座道观和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道教神庙，祈安大醮、超度斋会以及各类保护神的祭典游行和酬神演戏活动，是京城随处可见的常景。这类情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与乡村同样普遍。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这是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对它的重要性无论做何种评价都不算为过。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对宗教的打击压制不仅仅是针对道教，佛教和儒教也深受株连。然而，我们可以说道教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而难以恢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不仅是儒佛道三教归一的基础，而且也是统治阶级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结合点。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百年前对道教研究可谓一片空白。只是到了光绪末年，中国、日本和法国的学者才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道教。当时盛行的佛教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道教研究的产生。1926年影印的《大明道藏经》出现后，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与此同时，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对道教的哲学日益发生兴趣，道教对中国科技的贡献开始得到肯定，对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也逐渐被承认。
二战后，国际社会对道教的兴趣有增无减。曾几何时，老子的《道德经》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传遍欧洲大陆。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仅次于《圣经》排在第二。
《道德经》是当代广泛流传、被译成最多文种的汉语书籍，道教的修养法和宇宙论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尤其是道教的修养法，在国内与国外都同样热门。
总而言之，一方面，道教在近代中国越来越衰微；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得到科学家、学者们的重视。科学研究导致了全世界对中国道教的认识，特别是引起了中国国内与国外对道教的再评价。
基于以上理由，就会发现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只不过是一位没有显赫的官爵，又不是士族豪强，还有野蛮族群的嫌疑，更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弱小文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