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困境”







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的利益，只是为少部分人谋利创造条件。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监督和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社会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说过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他说的是平面图形，社会合力实际是多棱园锥体的中轴线，好像一把半张的雨伞的柄。社会合力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博弈的结果。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按强势群体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订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借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常常有利于强势群体不利于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损他们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他们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官员财产公开、遗产税等虽然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不能实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个日子以后，老百姓需要高价买房，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 “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注：全文很长，这是其中一段。查找全文请放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