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昨晚下了两场阵雨，天气还是很热。我和西秦大官人先后到达目的地会合。三千里开车过来，又去补了早餐，猪八戒找厕所去了。凑齐接近9:30.猪八戒和西秦是初次见面，有关股市的话题聊得不亦乐乎，一路上大抵如此。
好汉坡爬成了懒汉坡，中途歇了至少4次。

路边的向日葵貌似在欢迎我们，这大热天，哥几个不急，慢慢走。

三千里捡了个扇羊肉串的芭蕉扇，权且散散热

路上又遇到了宝新的广告

树叶上的舞蹈，不过你也可以看成是某个字。

这个菊花叫一年蓬，也叫千层塔

猪八戒想示好三千里

三千里好像拒绝了

我们在近3点返回香山邮局，六只脚出故障了，只记录了4.7公里，按时间估算15公里是有了。

一点题外话，近日社友在群里发了道县文革惨案的事，这是摘录一篇博客的一部分。

对于屠杀，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人是怎样克服动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类被残杀而不心生恻隐？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里引用了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C·凯尔曼（Herbert C.Kelman）的结论，从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有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前一个条件是前提，后两个条件在《血的神话》中也能找到例证。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把生命之间的残害简化为行政命令，能有效的抑制道德愧疚。

另一方面，杀人者千方百计贬低受害者的人的特性，在语言上，用“反革命”、“黑五类”这样的称呼去代指，在行动上，用充满羞辱的审判把他们逼到微不足道、苟延残喘的境地。

杀人者虽众，可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却并不高。比令人骇人听闻的杀害更让人心寒的，是全局性的无所作为，受害人缄默不语，见证者也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这让他们成为罪行的共犯。在整个道县地区的屠杀当中，不只没有成组织的反屠杀运动，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出超常道德勇气的人。

在和平年代谈论屠杀，多少显得有些沉重和不合时宜，但却是及时和必要的。关于屠杀的一切，让我不知所措，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匮乏使我对其怀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行为，而这种怀疑，是危险的。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