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古月在话题《文人的思考》中的发言违反了法度《出走社网络行为规范》第17条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社民古月的出走报告《文人的思考》，内容如下：
6月4日是我加入出走社的第一次活动。拜渔夫老师的关照，出走仅仅是形式，思考和体验才是我的目的。在端午节前的周末，行走到汨罗江边的屈原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圣进行隔空的精神拜访。
我们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知识分子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而我在屈原寺旁的碑林看到“万代师”的封号，我的学生是否还要受到如此教育？记得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在“刀俎之间”，知识分子除了帮忙、帮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陶渊明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的荣华，自愿过隐居生活，只能是极个别人的选择，不具有普遍意义，充其量也只是对前者的补充。由于缺乏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使退隐也不是出世的，同样是入世的一种方式。更何况退隐田园常常只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那样期待着明君圣主的出现，“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
不少人以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的事，其实早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即诸子时代，这一特性就已开始形成。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所阐述的都是有关现实政治秩序、权术谋略、合纵连横等思想。即使带有宇宙人生哲学思考成分的道家，在老子那里首先也是关于“无为而治”的另一套政治学说。作为“隐士”的庄子，却一心想见“王者”。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恐怕非常复杂，但“政府的性质”无疑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秦始皇之前，桀、纣等暴君便史不绝书。诸子时代，出现了孔子等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他们可以设馆授徒、广收弟子，也可以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却缺乏传承文明的自觉担当;没有把自己从事的教育、治学、思想作为独立的事业，始终不能忘怀有朝一日侧立朝廷。所以才奔走于各国诸侯之间，希望得到明君的赏识。迥异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和差不多同时的西方文明轴心时代即希腊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发展出了各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至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当作一门平等的学科对待的。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征。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之绝唱”——《离骚》，鲁迅早就指出它表达的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也早已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这种愚忠直到现在还被誉为“第二种忠诚”。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北京大学20世纪初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传声，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我们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我们所期待的强大的、世界的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在从屈原寺往汨罗市行走的路上，我沉默、思考，体验在午时的烈日对我身体和灵魂的烤问，精神的渴望超过身体对水的需求，乘船、乘车、乘高铁，越跑越快，是追赶？是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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