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的意见大致是：著作的意义与作者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著作依托的传统。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普希金曾经扬言：他要让刽子手的子孙为他诅咒自己的祖先；但东正教-神圣俄罗斯-家长君主制的三位一体传统虽然没有阿克萨科夫和舍维廖夫期待的那样强大，倒也并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样脆弱。
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孙和舍维廖夫的精神子孙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边播种。俄罗斯的辽阔原野和亿兆子民无异于诸神的竞技场和原料库。普希金所预见的那种可怕裁决只发生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例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孙用他们继承的遗产杀害自己的祖先，将诅咒传扬到万国和后世。某些中国人之所以对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正确地看到：日本的种子没有死亡，人为的严冬早晚会过去。一个骄傲的民族终将卷土重来，将地方性战争的是非成败投入资料杂物室。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佥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
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妙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玛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高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
“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运用没有反而更好的智力，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为，如果他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
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藏。”“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么是民国？她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许有许多条路，也许一条路也没有，也许有高速列车接送，也许必须自己开路。地图是重要的，但不会比方向更为重要。道路决定命运，但方向决定了道路的命运。方向是价值决断的产物，超乎实证知识的层面。价值源于产生你的传统和你选择的传统，是一切论证的起点而非结论。如果你决定去更加温暖的地方，你就要选择去广州的马车、拒绝去北京的飞机。如果有人说：他的飞机比你的马车先进，他的飞行员比你的马车夫高明，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终点喂了鲨鱼；你没有必要费心争论，要像水手对待飓风一样承受必要的代价。如果你想欺骗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优劣偷换方向的选择；你将在为时太晚的时候发现，你的聪明不足以代替法则保护你。
什么是法统？她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和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证明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詹姆斯国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称英格兰古老法律的化身；那么法统和英格兰王国已经胜利了，君主和国会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已经失败了，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
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是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是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意思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是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你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
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鱼汤还原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时。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